副會長：鄧飛

中學校長、立法會議員、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副會長鄧飛

參加完特區政府《施政報告》教育政策諮詢會，與會各教育界代表幾乎異口同聲都支持特區政府應該開放對非本地學生對招生比例，無論是政府資助學士學位課程，抑或自資院校課程，以至包括副學士和高級文憑的副學位課程等等。筆者當然支持這個提議，畢竟近年因為出生率下降和移民的因素，香港中小學生源不斷下降，這也直接影響到香港的大學和專上教育收生數量和質素，沒有數量，自然也談不上質素。不過，筆者並不主張只顧著擴大招生人數，就不考慮對香港教育尤其課程所帶來的衝擊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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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香港打造成國際教育樞紐，對於這一點應該沒有太多爭論的了，問題只在於如何打造。這裏存在兩個約束性條件：一是對吸收內地學生的路徑依賴，二是越發不利的國際輿論環境。前者在本欄曾經闡述過，不贅言，本文重點講第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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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2023年《全球教育監測報告》，呼籲各國對教育中的技術使用進行適當的監管，確保技術永遠不會取代由教師主導的面對面教學。報告同時對過度使用智能手機類產品表示擔憂，呼籲世界各地的中小學校禁止使用智能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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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七日，香港通訊事務管理局就放寬或更新電視及電台節目和廣告標準業務守則的建議，展開為期一個月的公眾諮詢。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莫過於通訊局就電視台和電台的業務守則進行了審視，並提出一系列建議，當中包括「明確指出須確保節目『恰當地持平』的規定並不適用於有關國民教育、國民身份認同和正確認識《港區國安法》的節目」（見於《通訊局就檢討電視及電台業務守則諮詢公眾文件》第21至2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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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過了八月一日，也就是當代中國一個非常重要的節日：八一建軍節。可是，香港除了駐港部隊有軍營開放活動之外，對此幾乎沒有任何宣傳教育活動。可以不客氣地說，國防教育並未成為香港特區國情教育乃至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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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上，討論到大學資助委員會（簡稱UGC）及其屬下的研究資助局（簡稱RGC）的撥款審批機制，尤其是負責審批的RGC委員會和屬下不同研究範疇撥款小組委員會的成員組成。過去兩者在高等教育界和社會上引起一定的爭議，例如委員會和學科小組的主席和相對比例的成員，都是來自海外特別是英語系國家的學者，因此對這些海外學者是否能夠充分理解香港研究所需，尤其是否能理解在「一國兩制」之下，讓香港的學術研究發揮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作用，是否能理解在香港的學術研究能夠促進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令學界和社會人士有所疑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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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特區政府從行政長官的去年施政報告，到教育局課程政策和創科局的《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足以顯示政府非常重視創科和STEAM教育（下簡稱「創科教育」）。然而，推動學校創科教育面臨三點挑戰，需要對症下藥加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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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六月初，烏克蘭的反攻行動終於「千呼萬喚始出來」了。然而經過一個月之後，烏克蘭的反攻雖然奪回若干村莊，也的確把戰線往前移動了，但並未產生摧枯拉朽的效果，俄軍主力尚在，俄軍自2014年佔領的大城市一個也沒有失守。烏克蘭坦克裝甲車在媒體鏡頭面前磨磨蹭蹭，反而讓人印象深刻。這就讓人非常費解了，明明烏克蘭已經為反攻準備好幾個月了，明明美國和北約等西方國家已經給予烏克蘭非常豐厚的軍事裝備和培訓了，為什麼進攻進度未入理想？儘管不少網上評論尤其海外華語網上評論挖空心思為烏克蘭辯白，但在筆者看來，至少有三個未解的謎團，讓人對烏克蘭反攻成效保持懷疑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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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泰晤士高等教育評級機構（簡稱THE）公布2023年度亞洲大學排名，打入首100名的香港本地大學總共有五間。但傳媒廣泛報道的重點卻是，在亞洲地區大學的國際化程度普遍上升的情況下，香港的大學國際化評分卻輕微下跌0.5分至97.3分。THE更引用香港大學聯招事務處的官方數據，稱來自內地的學生人數於2021/22學年按年升13%云云。這就彷彿給人一種印象，就是香港本地大學招收很多內地學生，而海外學生人數減少，從而讓香港本地大學的國際化排名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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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26日媒體報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愛國主義教育法（草案）》（下簡稱《草案》），首次提請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