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會長：鄧飛

中學校長鄧飛

一九九二年美國大選，老布殊總統仰仗在波斯灣戰爭大勝所產生的巨大威望，展開競選連任工程。相比之下，只擔任過州長的克林頓顯得寂寂無聞。然而，克林頓競選團體卻提出了一個一針見血的口號：「這是拼經濟，笨蛋！」（The economy, stupid!）精確地打中廣大選民的真正關心焦點——普遍關注經濟問題，而不是繼續沉醉在無實質意義的虛幻軍功勝利當中，最後果然壓倒老布殊，取得競選勝利。

中學校長鄧飛

自去年6月以來，香港幾乎每逢週末就會爆發黑衣蒙面暴徒打砸搶燒的嚴重違法行動，而且截至1月16日被警方拘捕的人數已超過7000人。更令人憂心的是，這些被拘疑犯中，大中學生比例高達四成。全香港470多所中學之中，據報超過200所是至少有一名學生被拘捕過。另外，有數十名教師涉嫌參與違法行動而面臨檢控或者紀律處分。這麼多老師同時面臨刑事檢控和紀律處分，可以說在香港教育史上從未曾有過。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鄧飛

兩天前，「一哥」警務處長鄧炳強高調上京，除了受到對口單位的中央官員接見之外，還到天安門廣場觀看升國旗禮，政治意味濃厚，引發海內外媒體廣泛的報導和關注。筆者倒是認為，除了這些充滿政治儀式感和象徵意義的活動之外，應該還有更為實質性的具體業務會談，這裡說的業務，當然是指如何止暴制亂，乃至如何打擊日益猖獗的「港獨」活動。先旨聲明，筆者並無任何內幕消息，純粹從常理角度予以猜想而已。

教聯會理事、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鄧飛

已故英國軍事學家富勒將軍（J.F.C Fuller）有一句名言：「當戰爭的技術已經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之上，而對戰爭的指導（Conduct of War）卻還停留在煉金術的階段。」他的意思是說，人們對新技術威力的認識，總是嚴重滯後於新技術所實際帶來的巨大影響，以至於在指導像戰爭這麼事關重大的事務上，仍保持以新技術尚未出現時的手法來應對。

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鄧飛

上兩期本欄提到，美國政界、學術界、智庫和軍方情治單位對中國的態度出現了兩派：熊貓派和屠龍派，前者主張繼續對華接觸政策Engagement policy，以經改促進政改，後者主張強硬，把中國崛起「推回去」。表面上看，兩派似乎針鋒相對，但實際上至少有一點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就是不承認中國的政治和社會體制具有合理性和認受性，分別只在於是用懷柔還是強硬手段來促成中國改變體制。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鄧飛

我一直提醒一點：內地媒體經常用「港台」來合併形容香港和台灣，所謂語言決定思維，這種合併稱謂實際上從潛意識上模糊了兩地的差異——兩地的社會民情可以說是天淵之別。台灣人平日溫情，有事悲情，大事就激情。但相比香港人則不是這樣的，平日比較冷淡寡然，但即使到了有大事的時候，還是習慣了精明計算每一步驟的成本效益和風險，所以不會出現如台灣「太陽花運動」那樣直接了當，而是一小步一小步（piece by piece）在試探，隨時調節，隨時變陣。比方說這次反修例事件，從所謂的和理非到暴力極端行動，從暴力砸死物到打街頭群眾（但尚不是建制頭面人物），從堵機場轉移到砸港鐵，從砸警署到專砸中資機構等等，處處體現出有別於台灣和海外社會群體事件的「香港式精明」。再有甚者，說其主張港獨，反對派則反駁五大訴求沒有一個涉及獨立。你說那首「榮光歌」疑是港獨國歌，反對派則說全歌詞無一字提及獨立。

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鄧飛

上一期談到，近月在美國前後腳出現了兩次大規模的聯署公開信，第一次是呼籲不要把中國當成敵人，第二次則針鋒相對，宣稱中國是最危險的敵人。前者被稱為「熊貓派」，後者被稱為「屠龍派」。這種不無卡通風格的命名，絲毫不能掩飾和沖淡箇中所掩藏的巨大殺機，畢竟這是關乎美國政界乃至全社會將如何看待未來中美關係的定位，甚至可以說，這不僅關乎中美之間，更是人類社會最為重大的議題，今天中美兩國的體量和在全球的影響力，已經超過了當年的美蘇關係。

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鄧飛

首先有一個幾乎中美雙方都是共識的觀點：中美回不去過去的蜜月期，那麼將來到底是怎樣一回事？中美戰略競爭會否演變成戰爭？中國固然不想與美國爆發戰爭，從而嚴重打亂甚至停滯了中國的民族復興大業，但一個巴掌打不響，這問題同樣取決於美國。美國方面，筆者看法認為，美國社會未能對與中國關係取得共識，「中國是敵派」和「中國非敵派」先後發表聯署簽名公開信，表達各自立場。

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鄧飛

最近整個有組織的年輕人暴力行動（別跟我爭論說沒有暴力，如果連撬扔磚頭、操起鐵枝都不算暴力，那我無話可 說），很可能只是一場網絡遊戲真實版，既不需要洪秀全（太平天國前期精神領袖），也不需要楊秀清（太平天國 實際行動領導），一切都以P2P的方式醞釀、組織和實踐，把網絡遊戲和網絡社交平台上習以為常的遊戲和社交模式 轉移到真實世界中。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鄧飛

無論怎麼樣，關於《逃犯條例》的修訂問題，已經隨著特首宣佈暫緩而告一段落。現在之所以餘波未了，更多的是源自反對派尤其是激進反對派的戀戀不捨，不捨得放棄這個機會繼續攪渾水。要扭轉社會對《逃犯條例》作冗餘的關注，並不在於被動地因應反對派媒體謬論進行正面論辯，而在於主動引發新的話題，把市民的注意力重新引導到更有意義的事情上去，比方說，十月份新的特首施政報告之頒佈。因此，應該從暑假開始，或者從七一之後，建制陣營的幾個大政團應該自下而上，組織所屬的區議員，在自己的選區內進行廣泛的民意咨詢和調查工作，深入了解當區市民對未來市政報告的期望，繼而匯總於政團總部，綜合整理，形成建制政團對特首施政報告的整體期望和意見書，最後可以與特區政府相互，配合讓最終的施政報告凝聚最大的民意、最接地氣的社區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