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 鄧飛
當教授環境單元和中國單元之文化部分的時候，似乎不少課本參考書乃至專業的主題講座都會提到一個觀點，說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觀，是一種強調人和大自然和諧統一的觀念，有別於西方文明傳統那種征服自然的觀念。再進而延伸之，似乎「天人合一」觀足以證明中國傳統文化已經具備環境保育的理念了。例如，香港電台一個介紹保護大自然的紀錄片節目，其命名就為：天人合一。
誠然，在「天人合一」的觀念之中，的確包含若干人與大自然關係的樸素觀點，尤其集中在起源自道家和方術的中醫理論。但是，今人理解古人所言的「天人合一」，可能賦予了很多類似環境科學、人與大自然和諧相處之類的當代倫理觀念的想像。古人所說的「天人合一」，尤其是這個所謂的「天」，更多是講一個近乎人格化的天帝，它是作為一切道德乃至一切法則的本源，人間社會尤其統治者的個人行為和統治行為，必須合乎這個「天」所設定的道德法則。合乎，即天人合一，即天降瑞祥；不合乎，即逆天悖德，即天降災異以示警。這個才是「天人合一」觀最為主流的內涵。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同類相動》中說： 「帝王之將興也，其美祥亦先見；其將亡也，妖孽亦將見。物固以類相召也。」
除此之外，還有五行五德王朝更替論等等，漢儒尤其以董仲舒為代表的「春秋公羊派」，就是用這樣一套「天人合一」（最初叫天人相副）的政治神學，既解決了漢武帝焦慮不已的漢朝政權合法性問題（即所謂董氏「天人三策」所論及，可能是最早的中國公務員考試），又用這套充滿神秘色彩的政治神學比較有效地限制了君主統治的專擅性和引導君主統治行為盡量符合儒家思想的人文關懷。無可否認，這是一種非常高明的政治智慧，尤其是在沒有憲政法治思想萌芽或者引入的情況下，影響了自始之後兩千年的中國政治行為不至於經常走向暴政極端。
撰寫《中國哲學史》的當代學者馮友蘭先生，在論及「天人合一」觀的時候，也沒有太多的闡述和正面評價。僅僅在談到孟子時說「萬物皆備於我」、「上下與天地同流」等語，由此可見，馮先生對孟子「天人合一」的思想沒有認真重視，認為「有神秘主義傾向」，看來他並不以為這種思想有什麼了不起。
別以為這只是漢朝和先秦時代才這樣看，明朝的大儒方孝孺曾經寫過一篇短文，叫《深慮論》。文章的主題就是講歷代王朝興亡的規律，尤其提出一條：各個王朝在草建之時，往往防備這個就忘卻那個，結果真的因為那個疏於防備的因素而導致衰亡。那麼該怎麼做才能長治久安呢？方孝孺卻提出了一個充滿「天人合一」觀的看法： 「唯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翻譯成現代文就是：只要（統治者）積累真誠，用大德來感動天心，使上天顧念他（對百姓）的恩德，像慈母保護初生嬰兒那樣不忍心捨棄。儘管他的子孫有愚笨不賢良足以使國家滅亡的，而上天卻不忍心立即滅其家國，這才是思慮得深遠呀！這完全是徹頭徹尾的承接自漢儒的「天人合一」觀！
筆者還是那句話， 「天人合一」觀裏的確包含若干人與自然關係的樸素觀點，但作為中國傳統哲學思想，其最為主流的內涵說到底是一種政治神學理論，與環境保育幾乎毫無關聯。
(2016年1月26日 大公報 B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