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和而不同到天下大同

 教聯會副會長 香港教育大學國學中心聯席總監 胡少偉

 

中國文化是一種崇尚和的文化,「和而不同」的出處是《論語˙ 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以能否堅持自己的主張又做到包容不同,作為判斷君子和小人的標準。「同」是重複與單一,是生存與審美之大忌,而「和」則是寓雜多於統一之中,是一種思想智慧,也是一種方法1。《國語˙ 鄭語》把「和」與「同」的概念運用到歷史興衰的評析中,認為「去和而取同」是敗落之勢,因為「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中庸》在討論人類社會時,提出了「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的認識;在承認差異的基礎上找到共同點, 通過彼此相伴、競爭和比較不斷達到新的平衡,進而達到和諧並存的狀態。典籍《論語˙ 為政》提出:「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指出君子與小人的區別就在於有沒有這種公心與仁心,這是管理智慧的基礎,一個機構領導者沒有這個基礎光是強調能力管理,很容易走向管理偏頗而出問題。

「和而不同」不僅體現了中華文明處理關係難題的智慧,也是人類處理相互關係的普遍原理。在當下全球的情境中,人類面臨着諸多的共同挑戰,如氣候變化、貧富差距、地區衝突等,這些問題的舒緩和解決需各地人們的共同努力,在不同文明間作出相互的交流與合作。不同民族的文化由於依附的傳統、政治和經濟背景的不同,都具有各自的特色,有着異質性,也就是「不同」;中國文化主張「和而不同」,尊重不同國家的文化差異,鼓勵多元文化的交流,對文化具有整合力和凝聚力,是各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和諧共存,是多元文化的發展與共存的形式2。幾十年來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成功,得益於改革開放和對世界的參與;因此一直以「和而不同」的心態、求同存異的包容模式,融合東、西方的智慧,在現有的全球治理框架與治理體系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3。

 

「天下大同」出自《禮記˙ 禮運篇》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2017 年1 月國家主席習近平於在聯合國總部發表《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主題演講,發出了共同推進經濟全球化進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代強音,這個在中國傳承了數千年的「天下大同」理念得到全球響應。從先秦時期開始,中國人就以追求「世界大同」為己任,中華民族對大同世界的憧憬蘊含着最早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

 

在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於2024 年5、6 月以問卷訪問968 位大專生及高中生,了解受訪者對各中華傳統文化及俗諺的認同程度;調查結果顯示,有近八成受訪學生非常認同或認同「天下為公、天下大同」(人與人之間及邦國之間應秉承相互依存,休戚與共的精神合作互贏)4。可見,天下大同的思想植根於香港青年一代。為了促進相關國家的共同發展,加強各國在政經人文領域的合作,國家於2013年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至2024年3月有逾150個國家和30多個國際組織與中國政府簽署240多份合作文件,啓動逾3000個合作項目,搭建起世界上範圍最廣、規模最大的國際合作平台。可見中國倡議得到廣泛的支持,各地人民互相尊重、求同存異,人類便步向中華文化宣導的大同社會,一起享有全球繁榮及世界和平!

 

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觀念,孕育歷代華人遵循由己到家、由家到國、由國到天下的超越。中國歷史上,一些仁人志士在追求世界大同和「平天下」時,主張先把自己的國家治理好,只有這樣才能為「天下」亦即世界大同作貢獻。世界大同傳統的擔當思想同樣在新時代裏被人類命運共同體所繼承和發展5。荀子說,四海之內若一家,莫不趨使而安樂之;體現了中華民族歷代先賢卓識的天下觀,為當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提供了豐富的文化資源。儒家仁愛闡釋了人與他人和諧相處之道,人類社會的發展由各族人民共同組成,世界的命運由各地人民共同掌握,這就要求構建一種以人類普遍利益為旨歸的主體意識,而對仁愛精神的繼承與發展正是有助人類共同發展的主體和責任意識的構建6。

 

近代康有為撰寫《大同書》構想無國家界限的社會,孫中山將民生主義與大同理想相聯繫。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後,天下為公理念與馬克思主義為人類求解放的使命相融合,發展為中國共產黨人胸懷天下精神的實踐,並延伸出當代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延續傳統天下觀對世界秩序的整體性思考,既反映中國文化思想精華與中華民族熱愛和平的基因,也是對當前世界形勢分析基礎上所作出的戰略決策。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指向,以共同利益為基礎,以合作共贏為動力,以共商共建為方法,各大國摒棄強權政治與冷戰思維,擺脫叢林法則與零和遊戲,走出西方某些學者所說的修昔底德陷阱,為人類創造出一個更美好的未來7。古為今用,由和而不同到天下大同被視為人類社會的最高原則,深刻反映出中華民族對公平正義與和平發展的追求,這也是中華文化道德精神的根脈所在。

 

參考資料:

1 袁濟喜。「和」與中國文化傳播[J],中華文化與傳播研, 2019(2):188-197。

2 樊泳湄。「和而不同」思想與和諧文化[C]《孔學研究(第十四輯)—雲南省孔子學術研究會第十四次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7。

3 萬君寶,李駿。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體的多維視角與文化分析—中國文化的自然、自覺、自省與自我實現之路[J]馬克思主義文化研究,2019(2):51-75。

4 中華基金會教青年會。「青少年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認知」調查,香港地區結果公佈[EB/OL] https://www.ymca.org.hk/zh-hant/news-release-241030,2025.9.28。

5 陶季邑,趙薇婕。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對中國世界大同傳統的繼承和發展[J]。華商論叢,2,064-070。

6 劉同舫。人類命運共同體文化構建的「母體」資源[J]。山東社會學刊,2024(1):5-12。

7 彭大成。中國古代「大同」思想與當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J].湖湘論壇(2):25-37。

 

2025年10月(《華夏教育》第三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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