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聯會副會長 香港教育大學國學中心聯席總監 胡少偉
「講好中國教育家故事，傳播教育家思想、展現教育家風貌，將弘揚教育家精神納入國際傳播話語體系。」這是《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弘揚教育家精神加強新時代高素質專業化教師隊伍建設的意見（2024 年8 月6 日）》其中的一個建議。近代中國教育家群體通過理論創新與實踐探索，推動了中國教育從傳統落後走向現代教育的轉型，他們的教育思想至今仍具借鑒意義。筆者作為香港教育大學國學中心管理委員會成員之一，想藉這篇短文介紹以下六位著名教育家及他們在中國近代教育發展的關鍵作用，並藉此讓香港師生體會到近代教育家心有大我、至誠報國的信念，立足中華大地，以及文化人的弘道追求。
南開大學的張伯苓
「你是中國人嗎？ 你愛中國嗎？ 你願意中國好嗎？」這愛國三問，是出自創辦南開系列學校的張伯苓。1935 年9 月17 日，九一八事變四周年前夕，張伯苓在南開大學新學年始業式提出愛國三問，對未受日軍侵華戰禍影響的天津學生當頭棒喝，直擊國人的靈魂。1897 年甲午敗績，清廷派大員乘通濟艦赴山東辦理接收和轉讓手續，張伯苓隨艦前往，期間目睹「國幟三易」，這喪權辱國令其氣憤難平。1903 年東渡看到明治維新後的盛況，感受到辦學的重要，1904 年回到天津創辦私立中學堂(1912 年始稱南開學校)。他於1919 年開辦南開大學，1922 年成立南開女中，1928 年成立南開小學， 1927 年創辦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會，1931 年更名為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1932 年建立附屬南大的應用化學研究所，終構成一個大中小學在內的南開教育體系，為國家培養了包括周恩來在內的人才，被尊為中國現代教育的一位創造者。張伯苓以「允公允能、日新月異」為南開校訓，他說：教育目標，在「救國救民」；教育方針， 在「允公允能」。「公」以化私、化貪、化小；「能」以去貧、去弱、去愚。張伯苓倡導的「公能教育」強調學生人格的養成和愛國精神的培養，要求學生為國養成能力，獻能力以服務社會，進而改造當時民族貧弱之風。
清華大學的梅貽琦
梅貽琦是中國近代最著名的教育家之一，他的教育實踐以及他的教育主張，對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梅貽琦是天津南開學堂的第一班學生，是張伯苓的得意門生，也是首批清華招考的留美公費生之一。他於1914 年由美國伍斯特理工學院學成歸國，歷任清華學校教員、物理系教授、教務長等職。1931 年至1948 年任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出任清華校長期間，奠定了清華的校格，他主張：「大學者， 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嚴格遴選和延聘師資人才，鼓勵中西學術交流，積極支持教師出國講學與在國外發表論文。他為人重實幹，時人稱為寡言君子， 並建立了由教授會、評議會和校務會議組成的行政體制， 在清華推行一種集體領導的民主制度。在梅貽琦的領導下，清華大學在十年間從一所學術地位低的院校躍居名牌大學之列。他曾對即將出國的留學生說：「諸君在國外的時候，不要忘記祖國；在新奇的社會裏，不要忘掉自己；在求學遇到困難問題的時候，務要保持科學態度， 研求真理。」梅貽琦校長提示清華留美學生不要忘本並做好學問。
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
1916 年至1927 年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把中國文化教育從封建專制擺渡到民主自由的時代。蔡元培學貫中西，精於哲學、倫理學、文學。在民國初年，他主持制定高等教育的第一個法令《大學令》，於1912 年10 月頒佈。蔡元培任校長期間革新北大教育體系，推動學術自由與民主治校，倡導教育公平，首行男女同校， 並提出「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和「美感教育」五育並舉的教育方針。作為校長，蔡元培聘請胡適、魯迅、錢玄同、陳獨秀等到北大任教，以「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為辦學方針，支持新文化運動，以新思潮培育新青年，使北大成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中心。1918 年他發起組織進德會，開辦校役夜班，並成立新聞學研究會。1919 年5 月4 日當天，蔡元培曾勸學生不要到天安門去，事發之後表示不贊成學生的過激行動。學生被捕後，他却為營救學生而四處奔走，直至學生釋放出來為止。他以獨立思考的精神鼓勵學術研究和學生的自主發展，為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指明了現代方向。1927 年4 月他主持教育行政委員會、籌設中華民國大學院及中央研究院，奠下了當代中華教育及學術的體制。
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之一：李大釗
李大釗作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之一，推動了思想界從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成為中國共產黨早期理論的先驅之一。李大釗於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1913年畢業後東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學習。1916年回國後，他抨擊舊禮教、舊道德，向封建頑固勢力展開猛烈鬥爭，激發了當時青年的朝氣。1918年李大釗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後兼任經濟學教授，參加《新青年》雜誌編輯部，同時協助北大學生創刊《國民》和《新潮》。1918年，李大釗通過《新青年》雜誌發表《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文章，熱情謳歌俄國的十月革命，並翻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等經典著作，系統地向當時中國青年介紹馬克思主義。1920年他先後在北大發起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和在京建立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李大釗代表黨中央指導北方的工作，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他曾說：「中國的浩大的農民群眾，如果能夠組織起來，參加國民革命，中國國民革命的成功就不遠了」。他在1922年至1924年受黨的委託，奔走於北京、上海、廣州之間，幫助改組國民黨，為建立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作出貢獻。
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之一：魯迅
被毛澤東視為中國文化革命主將的魯迅，是五四運動的搖旗人之一，也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之一。1918年魯迅任《新青年》編委，同年在該刊發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開啟了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先鋒的步伐。魯迅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領域具有貢獻；也翻譯不少日語、德語作品，為開啟中華民智，傳播西方文化作出貢獻。在白話文運動背景下，魯迅針對文言文難以普及的現狀，曾呐喊一聲：「漢字不滅中國必亡？」這話雖有過火，但確實將簡化漢字提上了日程。1920年1月教育部令全國學校將一、二年級國文教科書改為語體文。魯迅作品向來向封建文化宣戰，與壓迫民眾的舊思想鬥爭，如在《祝福》中講述的封建社會「吃人」故事，刻劃出可憐之人有其可恨之處的祥林嫂；在《孔乙己》中刻劃出精神上迂腐不堪，生活上四體不勤的封建讀書人孔乙己的形象；《阿Q正傳》中在新社會還具奴性和舊國民劣根性的阿Q更是深入人心。這些社會底層小人物是魯迅眼中舊國民的縮影，他希望借此喚醒一批人來反抗「吃人」的社會。他的作品不僅在國內影響深遠，也蜚聲於國際，被譽為廿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佔最大領土的作家。
趙元任阻止漢字拉丁化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學術界曾掀起一場激烈的爭論：「應否廢除漢字，改用拼音文字系統？」1922年錢玄同的《注音字母與現代國音》闡述了新文化運動的欲求——「漢字革命」。錢玄同沒有提出要「廢滅漢字」，但主張漢字書寫要改革，冀令識字更加普及。五四運動擔任遊行總指揮的傅斯年當年直言不諱地稱：漢字為中國文化的毒瘤，應該去除。瞿秋白於1929年寫成《中國拉丁化字母方案》在莫斯科出版，1930年列寧格勒蘇聯科學院中文拉丁化委員會在該方案上擬成中國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方案。1931年9月中國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會在海參崴舉行。1935年12月蔡元培、魯迅等688人提出《我們對於推行新文字的意見》，指出新文字值得推行。精通七國語言的中國語言學之父趙元任以兩篇奇文，展示了漢字的藝術魅力和文化價值，駁斥當時希望廢除漢字的聲音。《施氏食獅史》通過重複相同的音節「shi」，《季姬擊雞記》則用相同的音節「ji」編纂而成，兩篇文章所有的字都同一個音，但各有不同字義。趙元任以此示範只用拼音字寫文使人不易理解其內容，令許多支持漢字拼音化的人重新思考。及後折中方案兩存其美：一方面保留漢字幾千年來的傳承，同時通過拉丁字元幫助拼讀以加速漢字學習。趙元任阻止了漢字拉丁化的故事，值得香港師生了解。
除了以上六位知名教育家外，中國還有不少教育家為國家文化和教育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其中包括：將杜威教育思想中華化並提出「生活即教育」、推動平民教育與鄉村教育實踐的陶行知；在延安教黨員幹部學《實踐論》、《矛盾論》和《論持久戰》的毛澤東；創辦集美小學、集美中學、集美大學和廈門大學，以及團結華僑支援祖國抗日戰爭的陳嘉庚；著有《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簡史》和《中國哲學史新編》的近代哲學大師馮友蘭；高舉現代新儒家旗幟及創辦新亜書院的錢穆教授；港人熟識的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這些中國近代教育家都有愛國主義精神和學有專精，並本着改造中國舊文化和教育現代化之志，奠下了當下中華強教之基。盼香港師生學習中國歷史時，也能了解百年來中國近代教育家的風貌，接下他們強國強教之棒，為中華民族的復興走出這一代的教育足跡。
2025年9月(《華夏教育》第三十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