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博士、教聯會秘書長、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崔劍

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會同行政會議通過，根據《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下稱《國安條例》）第110條訂立《維護國家安全（程序事宜）規例》（下稱《規例》），清楚述明在《港區國安法》和《國安條例》下界定「特區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的機制；《規例》同日刊憲並即時生效，之後將提交立法會審議。這一「先訂立、後審議」流程符合本港附屬立法的通行規則，兼顧了國安立法的時效性與立法會的監督職能。今次附屬立法的出發點，是建立更清晰的國安案件界定機制，從而減少爭議。李家超也表示，此次修例是為了讓大家更加清楚，什麼是「特區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

消除7（d）條款適用之不確定性

2024年3月生效的《國安條例》是特區履行《基本法》第23條本地立法憲制責任的成果，當中第7條訂明四項「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該條文對國安罪行的定義，採取了四層遞進結構，a、b、c三條均清晰明確，但7（d）條「特區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卻屬於概括性條款，在具體適用中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

由於條文本身並未明確指明哪些罪行屬於「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在司法實踐中，如何判斷某一刑事罪行是否落入該條款的適用範圍，存在法律解釋上的相對模糊之處。對此，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指出，「7（d）條實際上並無列明等同什麼罪行」。

特首證明書機制是既有規定明確化

這一不確定性若長期存在，將影響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相關程序規定的準確適用。假如某宗案件所涉的罪行屬於第7（d）條適用範圍，則該案件即屬「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港區國安法》第四章所訂的程序規定及《國安條例》等本地法例中適用於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規定均須適用。因此，《規例》的生效將建立一套清晰、明確、具有可操作性的界定機制，消除7（d）條的不確定性，為司法實踐提供明確的法律指引。

《規例》在《港區國安法》、《國安條例》以及香港本地法律之間，加入一個關鍵機制──行政長官可就「某項行為或事宜是否涉及國家安全」的認定發出證明書，並且對法院具有約束力。判斷一個案件是否涉及國家安全，往往觸及高度敏感、機密的資訊和資料，司法機關在行使權力的過程中一般並沒有能力作出判斷，因此要將這個判斷的權力交給行政機關。這個機制本已經存在於《港區國安法》第47條，以及《國安條例》第115條，《規例》僅是用法律的方式將這一機制明確化，並非「以附屬法律解釋實體法」。行政長官證明書所認定的是某行為「是否涉及國家安全」這一事實問題，而並不是該行為是否構成犯罪。該行為是否構成犯罪的實體判斷，仍須由法院依法獨立審理裁定。

因此，必須清醒認識到：《規例》為司法銜接和實踐提供程序工具，但並未改變實體法的邊界。而機制的角色是「行政認定」到「司法程序適用」的關鍵連接，並沒有改變「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定義，更沒有訂立任何新的罪行、罰則或賦予任何機構新的執法權力，其核心要義在於「清晰化」，並且絕不存在所謂「擴張權力」。

繼去年5月保障國安公署履職的附屬條例生效之後，特區政府此番再度訂立《國安條例》附屬條例。

這兩輪附屬立法都是嚴格依據《港區國安法》與《國安條例》的授權制定，屬細化執行規則、完善程序機制的配套立法。今次《規例》通過明確的程序規則，消除了7（d）條兜底條款的法律模糊地帶，將執法、檢控、審判各環節對「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的認定標準加以統一，減少法律爭議，提升國安案件辦理的透明度與公信力。

歷經2014年和2019年社會動盪的慘痛教訓，本港各界對於國家安全風險的隱蔽性、動態性和複雜性特徵，應時刻保持高度警惕。根據全國人大「5.28決定」和《港區國安法》、香港《基本法》等有關規定，維護國家安全是香港特區的憲制責任。

國安法律體系的建立健全是一項系統性、長期性工程，不可能「一勞永逸」。當前，特區國安主幹法律框架已成形，而配套細則和程序機制的完善工作將持續推進。結合司法實踐、風險態勢、社會發展等最新情況，視情況適時訂立新的附屬法例是務實必要之舉。唯此，才能不斷優化操作流程與執行標準，不斷織密和築牢國家安全的防護網，不斷以高水平安全護航高質量發展。

2026年6月10日(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