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飛
中港矛盾，或者說陸港矛盾，似乎越發尖銳，尖銳到了對矛盾的深層次原因都幾乎有了一致的香港社會共識─陸港兩地，此劣彼優。
觀點一：中港矛盾是源自兩地社會制度上的差異，香港制度較優，內地制度較劣。
駁論：如果兩地制度差異真的會導致兩地民眾衝突的話，那麼在大躍進時代，兩地制度差異豈不更大，而且當時內地有數十萬人湧港，也沒有爆發兩地人民衝突，沒理由「蝗蟲與狗」的相互咒罵卻發生在今天！
觀點二：中港矛盾是源自兩地人民在社會公德水平上的差異，香港公德水平較高，內地較低。
駁論：記得在2002-2003 年前後，香港立法會和政府強力通過法例，兩次大幅度提高亂拋垃圾的罰款，這針對的可不是內地遊客。那位充滿「激情」、滿嘴暴力語言的巴士阿叔，也是地道的香港人。公共交通工具裡面有越來越多香港人在旁若無人地飲食，據說以年輕人居多。類似的香港「公德滑坡」，在網絡評論、在YouTube 短片上，並不鮮見。似乎香港人引以為傲的優越制度，也不是必然帶來較高的公德水平。
忌慣性思維
更加奇妙的是，在這社會制度優越、社會公德優越、公共服務優越的社會之中，竟然有越來越多的香港人和機構，合法地、非法地、走法律漏洞地捲入了協助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的「一條龍服務」中。從製作網頁向內地宣傳，到醫院預約排期，再到北上迎接入境，再到香港安排房間住宿，蔚然而成「產業化」。對此， 「香港制度優越論」、「香港公德優越論」又應該如何解讀呢？
香港在許多方面比內地成熟、優勝，這是即使內地政府和民意都不會否認的客觀事實，筆者對此亦不反對。要反對的是「唯優越論」的慣性思維，重點在一個「唯」字。「唯」，就是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將中港衝突一切都歸咎於絕對的中劣港優，顯然與實情不符。從細微處看，優者未必盡如想像中那麼優。更為微妙的是，沉浸在這種想當然的自我優越感中，徒然被優越感所障目，被焦慮感所困擾，是無法客觀判斷問題的癥結，從而對症下藥地解決問題的。
(2012年10月30日 大公報 B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