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 鄧飛
台北市長柯文哲的「殖民愈久愈進步」的言論，當然激起強烈的反應。這句話最令人氣結之處，並不在於美化殖民侵略與統治本身，而在於它又的確似乎具有某種程度的客觀性！在整個華人社會之中，被殖民統治過的城市，又的確具有較高的社會發展水平。甚至放眼全世界，曾經被殖民過的城市，的確比沒有被殖民過的城市和農村發展得更早、更成熟。這種尷尬局面，如何解讀？
筆者認為，與其說是殖民侵略統治帶來了先進性，不如說是從傳統社會走向現代社會帶來了先進性──這是一個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和發展經濟學等學科長期關心的課題：現代化的道路與過程。
柯醫生所提到的所謂「文明進步」，嚴格來說，是一種文明的變遷，或者說文化的變遷──從傳統以農業為主的社會型態及其倫理價值，轉變為以工商業為主的現代社會型態和倫理價值。現代社會小至不隨地吐痰、注重公共衛生等公德，大至與工商發展所匹配的法治與自由價值觀與體制，這也就是柯醫生口中所說的所謂「文明」，這是與現代社會的城市化生活、工商經濟、家庭核心化等型態是息息相關的。
與此相對應的傳統社會，則自有其固有的社會倫理價值，例如重視血緣親族關係，重視與大自然的和諧關係，較為強調等級社會關係等等，這些都是與傳統社會那鄉村化的田園生活、農業經濟為主、幾代同堂的親族關係等社會型態不可割裂。
在柯醫生眼中，可能覺得現代社會文明比傳統社會文明更為「進步」，但在傳統社會人士的眼中，現代社會可能是過於疏離冷漠，既沒有傳統人際關係那種「熟人社會」(費孝通先生提出的概念)，更難以理解為何家庭要「核心化」。與其用「進步」與否來為社會變遷加諸強烈的泛道德批判，不如放下成見，客觀地看待傳統與現代社會的不同，冷靜地梳理從傳統到現代的變遷歷程。
無可否認的是，在中國近代史歷程當中，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過程並不是一個完全內生的現象，而是被西方乃至半洋化了的日本通過殖民侵略與統治，把某種程度的「現代性」強加到中國身上的，打亂了中國傳統社會原本的發展軌跡。西方通過強迫清政府開放港口通商和割讓領土或者租界地，把在西方已經發展成熟了的城市化、工商業化乃至與之配套的法治及市政管理體制、城市生活方式及其倫理等現代社會元素，強行施行於被迫開放、割讓或者租界的殖民半殖民城市當中。誠然，這種「強制現代化」的確帶來了現代化所必須的各種體制基建和倫理觀念移植，所以才有像柯醫生那種殖民美化論的出現。但有兩點不能忽略：
第一，這是一個強制的過程。強制，必然帶來痛苦，帶來羞辱，帶來毫無補償甚至被歷史徹底淹沒的個體犧牲。殖民過程當中，有多少傳統家庭的農田被強行徵收，以作城市擴建？有多少失去土地的農民被迫離開充滿親情的傳統社群，被迫加入冷漠功利的大工廠而成為產業工人？甚至被迫離開父母家人、遠赴他鄉「賣豬仔」？這些幾乎被淹沒在歷史「進步」大潮中的無名無姓但有血有淚的大量個體生命，不可能得到殖民當局在強加現代性、強推現代化的過程中得到任何經濟補償。
有人可能認為，既然這是現代化必由之路，那麼這種傳統邁向現代的個體撕裂，就不能避免。就算不是被外來的殖民侵略者所撕裂，也一樣被內生現代化的「先進」階級、「先富起來者」所撕裂。英國自耕農在圈地運動中失去土地，被迫成為受新興工商資本家階層盤剝的勞工階層，這種撕裂與異化固然很痛苦甚至很血腥，但畢竟沒有像近代中國人那樣，在這份血腥痛苦的階級裂變之上，再加上一層深重的民族壓迫和羞辱。柯醫生不妨問一下英格蘭人，還記得歷史上圈地運動和煤鐵產業開發所帶來的社會勞工階層的痛苦與否。英格蘭人可能未必記得了，但同受其苦的愛爾蘭人卻未必忘卻！
第二，城市帶來了現代化，但城市外圍的農村和自然地帶，卻不但不能分享這份現代化成果，而且在殖民統治者的管治議程當中，農村和自然地帶往往是重點掠奪自然資源的地帶。柯醫生口中的新加坡，英國殖民者以此為起步據點，對馬來半島的橡膠、木材和礦物資源，進行瘋狂的掠奪性開採；柯醫生口中的香港，英國殖民者以港島、九龍半島為起步據點，對新界農村進行武力入侵。新界最大的資源是什麼？水源和可作發展用地的土地！至於柯醫生口中的台灣，日本人對農村和自然地帶的掠奪和摧殘，就不用我這個香港人來加以說明啦。
這裡只提一點，與柯市長同為醫生出身的台灣日治時代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對台灣固然有建設之功，但也請記住他的治台三策：高壓威嚇、小利誘惑、虛名籠絡(見黃旺成〈後藤新平氏的「治台三策」〉，《台灣民報》第145號（1927年2月20日）第14版)。
還是那句老掉牙的廢話：看歷史，要全面。
(教聯報第6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