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校長、立法會議員、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副會長鄧飛
從財政預算案演辭的一些用詞和及其體現的財政思維，可以引申聯想到中國歷史上的一些典故和事件。不妨試作古今穿梭，也不失為一種知識的比照，思維的遊戲。
一，漢相曹參和財政司長的「人言言殊」
先說一個簡單成語典故，在預算案演辭的第211段中提到：「究竟政府應有多少財政儲備才算合適，也是人言人殊」。人言言殊，這個成語並不罕見，但當筆者在立法會聆聽財政司長宣讀預算案提到這個成語時，思緒不禁飛回西漢王朝的初年，同樣也是一個商量治理政事的場景：
西漢名臣曹參，曾經擔任諸侯齊國的相國。齊國是一個文化發達的諸侯國。為了更好地治理這個國度，曹參召集齊國數百名儒生，年長的、年輕的都有，向他們詢問如何安定和團結老百姓。結果幾百人踴躍發言，但個個意見不同（人言言殊的意思），曹參聽完都不知該如何決定！
古文原文出自《史記。曹相國世家》：曹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諸儒以百數，人言言殊，參未知所定。
曹參面對各種不同意見，聽得一頭霧水，不知該聽哪一個人的意見來做決定。我們的財政司長當然沒有一頭霧水，而是在演辭中很清楚地交代了自己對財政儲備的觀點，以及據此觀點而做的理財決定。中國古人紀錄的歷史，基本上都是以政治史為主，也就是說，以聽訟教化、用人理財等治理施政的經驗教訓為主。因此，中國歷史的文獻和研究包含大量的治理經驗和概念用語，一直影響到今天，構成我們中國人累積千年的政治智慧。人言言殊這個成語，只是一個比較簡單的例子而已。
二，量入為出、經濟周期和《禮記。王制》
再說一個例子，財政司長在預算案演辭的第208段中提到，根據《基本法》第107條規定，特區政府的理財應該以是「量入為出」為原則。其後，司長對如何理解這個原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過，我們先看看這句耳熟能詳的「量入為出」——量入為出，出自兩千多年前的《禮記。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30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
簡單來講，就是指宰相在制定國家用度（預算）時，一定會在每年年底收成之時，待五穀農作物的收成都進入國庫了，才制定用度預算。然後根據土地的大小，和每年收成是豐收還是歉收，以三十年的平均數來制定預算，要量入為出。
這就是「量入為出」這個成語和施政理財原則的出處！無論是《基本法》第107條，還是據此而制定的財政預算案，量入為出的理財原則，歷史淵源在於此！
另外，財政司長在解釋自己如何理解《基本法》的「量入為出」原則時，是根據經濟周期而不是只看短期年度的變化，且看預算案演辭第210段：
「分析政府的財政狀況，不可只聚焦短期表現，而應該看整個經濟周期內的情況。過去20多年，政府的財政狀況波動很大，在好景的時候，有人會認為政府有結構性盈餘；在不景氣的日子，有人就會指政府有結構性赤字。這些基於觀察短期表現而得出的結論，各有其局限，我認為用經濟周期而非個別財政年度來衡量較為合適。回歸以來，香港經歷了三個長短不一的經濟周期，最長亦是最近期的一個，歷時超過十年。」
雖說古代中國是以農業社會經濟為主，有別於今天香港的工商金融經濟，但不等於沒有依照經濟周期變化的治理思維。正如前述的《禮記》引文所言，「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這裡的「三十年」，就是古代中國人對農業經濟周期的估算：每三年之中，一年豐收，一年歉收（因旱澇災害），一年打平。豐收之年就要積穀防饑，但每個三年周期的豐收盈餘量、歉收不足量不會完全一樣，所以要登記保留十個三年周期也就是三十年的每次盈餘量和不足量的數額，算出一個平均值，然後每年都以這個平均值和當年入庫的收成量來制定來年的預算。古人這種經濟周期計算相當樸素，未必完全有科學依據，未必完全符合經濟學規律，但對經濟周期的存在是有明確的認知，從而懂得依據這種周期來進行政府財政管理，這是古今相通，異曲同工，所以千萬不要低估我們古人的智慧！
三，將餅做大和王安石的「民不加賦而國用足」
司長在預算案演辭的第193段提到：「面對公共財政壓力，節流是必須，開源更重要。增加收入的最重要方向是『將餅做大』，通過發展經濟，拉動收入。」所謂「將餅做大」，就是通過大力發展經濟，從而令社會不同階層人士都能夠增加其收入，包括企業東主能增加利潤，自僱人士能增加個人入息，打工仔能增加工資。那麼對於政府來說，等於在不用加稅（包括增加新的稅種和提高稅率）的情況下，依然增加了公司利得稅、個人入息稅的稅收總量。
這在今天來說，已經是經濟學常識的了。但在古代來說，卻是一個石破天驚又充滿爭議的理財觀念。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就是在遊說皇帝宋神宗開啟變法時，提出了「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的觀點，意思就是類同於「將餅做大」，就不必通過加稅來增加政府收入了，但馬上引起他的政治對手、歷史學家司馬光的激烈反對。司馬光認為，這只不過是西漢武帝時期大臣桑弘羊的弊政。嚴格來說，這句話的源頭不是來自王安石，而是比王安石再早一千年的西漢桑弘羊——民不益賦而國用饒。
王安石和桑弘羊的話在字面上幾乎一樣，但具體措施還是有不同的。桑弘羊採取的措施主要是鹽鐵專賣，也就是說，把原本可以民間經營的鹽、鐵等生活和生產重要物資，改為朝廷壟斷經營，從而保證朝廷在無需增加賦稅（主要是農業稅和人頭稅）的情況下，保證有足夠和穩定的財政收入。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把重要商品作國營化經營，將餅做大的意味不算很強。
在王安石的北宋時期，雖然鹽鐵專賣依舊保留，但只是延續漢朝、唐朝的一種傳統政策，不是王安石變法的原創內容。王安石更多是通過青苗法、免疫法等帶有金融色彩的措施，來調節農業信貸和增加農業經濟生產要素、貨物和貨幣之間的流動性，從而活躍經濟發展。用史學家黃仁宇對王安石的評價來說：「其方針乃是先用官僚資本刺激商品的生產與流通。如果經濟的額量擴大，則稅率不變，國庫的總收入仍可以增加。」因此，相比桑弘羊，王安石變法「將餅做大」的意味大很多。因此，我們真的不能不佩服古人的公共理財智慧。
當然，桑弘羊和王安石兩人的措施，都在各自所處的時代引起了不少爭議，也帶來了不少施政者意想不到的副作用。畢竟是古代社會，官僚體制和商業體制的完備程度，以及經濟學和財務學知識的發展程度，都遠不如現代社會。桑弘羊和王安石的變法理財，大部分措施最終都功敗垂成，但其理財觀念之時代超越性，變法實踐之內容創新性，仍舊值得後人讚頌和學習的。
所以，是不是應該學好中國歷史？
2023年2月26日 (橙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