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聯會主席
不少人在評論公共政策時，都有一句口頭禪：長遠規劃。彷彿不引用一下「政府應該長遠規劃」、「政府沒有從長遠來考慮這個問題」之類的說法，就不能顯示出自己分析眼光之長遠，戰略思維之深邃。殊不知，如果擺在眼前的近憂你都解決不了，弄得因此而崩盤垮掉，那麼遠在將來的遠慮，其實也就沒你什麼事兒了。
2014年施政報告一出，無論是「讓有需要的得到支援」、「讓年輕的各展所長」，還是「讓香港得以發揮」，所有政策措施不止需要大灑金錢，而且不是以往的一次性派糖，而是增加兩百億經常性支出。稍微了解香港公共財政歷史的人都知道，香港稅基窄，政府收入來源少，但各類項目支出龐大，故此歷屆香港政府一直對「增加經常性支出」有着夢魘般的厭惡。
現在特首這麼一下子打破這個夢魘，暴增巨額經常性支出，雖然扶助基層和青年能夠得到掌聲，但也引起不少傳媒、中產和經濟學者的質疑。經常性支出到底用什麼財源來支付？特首一句「經濟發展」似乎並不能釋除質疑者對將來公共財政包袱的疑慮， 「沒有長遠規劃」這句口頭禪自然又被祭起。
實話說，筆者卻認為目前這個政治經濟形勢必須這樣做！政改諮詢和立法工作，迫在眉睫，各派政治勢力虎視眈眈，整個香港面臨回歸以來最險惡、最波詭雲譎的局面。看看過去政府的經濟政策有何經驗教訓──第一，靠外圍經濟復甦而帶動香港經濟轉型，九七以來都未見成功過。
第二，像上一任政府那樣，靠一次性派糖措施，不止對經濟推動幾乎毫無助力和乘數效應可言，甚至連掌聲都得不到多少。
第三，靠政府加大發展政策力度以惠及民生，一年半過去了，如此做法不但緩不濟急，而且處處面對激進反對派和民粹化公民社會團體的狙擊，從土地發展到民生事務，無一不是寸步難行，主事官員更是焦頭爛額，紛紛落馬。
如此下來，最合乎邏輯的選擇，幾乎就是如這份施政報告那樣，以經常性支出代替一次性派糖；以即時便能享有的福利援助代替長遠方可見效的經濟民生政策；將福利開支和經濟發展政策（人民幣業務、科技局、東盟經貿談判等等）打包捆綁，起碼在立法會表決通過施政報告之時，被激進民粹派狙擊的機會低得多。
經常性的福利開支，可以令基層人士安下心來，不必擔心一次性派糖之後便無以為繼；也令青年人得到適當的支援，以助其發揮自我，消解一部分因社會向上流動機會減少而產生的激進情緒。如此下來，起碼可以在政改諮詢和落實的這兩三年內，能夠穩住相當大一部分社會群體，減緩因民生困頓帶來的政治激進效果。
別奢談什麼長遠規劃發展！眼前政改這一關如果過不了，經濟發展持續不能紓緩通脹，持續不能帶來社會向上流動機會，那麼等於給反對派提供藉口，給激進行動提供彈藥，那麼近憂就會變成崩潰，再也沒有什麼遠慮可言。一句老話：事急從權。
何況，細心檢視施政報告中的支出項目，其實隱藏了許多能夠長遠鼓勵就業和帶動經濟乘數效應的設計：低收入津貼和綜援，含有鼓勵就業的元素；增建房屋和交通運輸，能夠刺激相關行業的投資和就業需求；環保和保育，實際上是扶助回收業的生存發展。除了對部分教育措施有所保留之外，筆者認為，這份施政報告是權變之中，亦有遠謀。
最後講一個小故事，明朝重要史書《國榷》曾經記載：李自成的大將劉宗敏曾經在攻入北京城之後，大肆縱兵搶掠。謀士們勸告他要顧及民心，小心搶掠會激起民變。劉宗敏卻留下一句發人深思的名言： 「今但畏軍變，不畏民變。」何以故？民變未生，軍隊卻可能因為發財機會受阻而發動即時的譁變。不必對筆者這個故事亂作比附，對號入座。筆者只是想說明，輕重緩急，箇中情理，有時並不是如人們所想像的那樣。
(2014年1月17日 大公報 A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