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議員、教聯會副會長 鄧飛

美國和以色列針對伊朗的戰爭仍未見停火，媒體對以色列滲透伊朗的情報間諜活動之報道，可謂震撼而目不暇給。不過，如果因此而得出以色列在情報活動上佔盡優勢的結論，那就失之偏頗了。

近日華盛頓研究所(Washington Institute)發表題為「Spy Versus Spy: Iran’s Playbook for Espionage in Israel」的文章，梳理伊朗近年在以色列境內的滲透和招募做法。文章指出，自2020年初以來，伊朗針對以色列境內人員的招募活動明顯增加；到2024年及2025年，部分行動已由早期拍攝地點、收集資訊、塗鴉或張貼標語等低門檻任務，逐步升級至針對軍事設施、關鍵人物和破壞活動的圖謀。按該文統計，2013年至2025年間，已知與伊朗有關、在以色列境內推進的39宗圖謀中，有31宗涉及以色列公民，涉案人數超過45人。這些數字未必代表全部實況，但至少反映出一種趨勢：情報滲透正在變得更分散、更社會化，也更依賴數碼化的接觸方式。

若只把這類案件理解為「用錢收買人做間諜」，未免過於簡化。華盛頓研究所的文章本身已指出，伊朗方面常以社交媒體、即時通訊工具和加密貨幣作為接觸與支付渠道，先向目標人物派發一些風險看似不高的小任務，例如拍攝某地、觀察設施周邊活動、噴塗標語或傳遞信息，再逐步測試對方的服從程度與心理邊界。這種做法的關鍵，不在於一開始就要求目標作出重大背叛，而在於先把人帶進一個灰色地帶：任務不大，報酬不高，看似只是「幫個忙」或「做個小單」。但正因如此，心理門檻反而更容易被逐步磨低。

這種模式，其實與專業情報研究中的一些經典觀察相當一致。在中央情報局網頁的公開研究《間諜心理學(The Psychology of Espionage)》指出，不少從事洩密或間諜活動的人，並不把自己理解為單純罪犯，而是在壓力、怨懟、身份衝突和自我合理化之中，逐步把原本不可接受的行為重新包裝為可以接受，甚至合理的選擇。從這個角度看，現代間諜活動的真正風險，往往不只是資訊外洩本身，而是個體對行為界線的判斷被慢慢改寫。當一個人不再把自己的舉動視為替敵對勢力服務，而只當成一次普通交易、一項網上任務，或一種情緒宣洩，風險便已經形成。

若只把這類案件理解為「用錢收買人做間諜」，未免過於簡化。華盛頓研究所的文章本身已指出，伊朗方面常以社交媒體、即時通訊工具和加密貨幣作為接觸與支付渠道，先向目標人物派發一些風險看似不高的小任務，例如拍攝某地、觀察設施周邊活動、噴塗標語或傳遞信息，再逐步測試對方的服從程度與心理邊界。這種做法的關鍵，不在於一開始就要求目標作出重大背叛，而在於先把人帶進一個灰色地帶：任務不大，報酬不高，看似只是「幫個忙」或「做個小單」。但正因如此，心理門檻反而更容易被逐步磨低。

這種模式，其實與專業情報研究中的一些經典觀察相當一致。在中央情報局網頁的公開研究《間諜心理學(The Psychology of Espionage)》指出，不少從事洩密或間諜活動的人，並不把自己理解為單純罪犯，而是在壓力、怨懟、身份衝突和自我合理化之中，逐步把原本不可接受的行為重新包裝為可以接受，甚至合理的選擇。從這個角度看，現代間諜活動的真正風險，往往不只是資訊外洩本身，而是個體對行為界線的判斷被慢慢改寫。當一個人不再把自己的舉動視為替敵對勢力服務，而只當成一次普通交易、一項網上任務，或一種情緒宣洩，風險便已經形成。

在過去的冷戰時代，是意識形態、政治信仰驅動間諜活動，敵我雙方在招募對方人員擔任間諜時，常有長期的思想滲透。但在今天，外部勢力未必需要敵對國家的人員真正接受一整套完整信仰，只需要削弱其原有忠誠、模糊其法律和道德界線，便足以打開缺口。可能只是對個人現實處境的不甘、對數量不大的金錢需要，或對「小事無傷大雅」的自我安慰，這裏沒有浪漫化為傳統間諜特工故事，不再只是極少數專業特工人員之間的秘密戰，變成一種滲入社會日常的灰色作戰方式，可以把一個普通人逐步推向更高風險的間諜活動之深淵。

寫於今年的國家安全教育日。

2026年4月20日(香港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