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鄧飛

昨天，警方上門拘捕蘋果日報老闆黎智英和幾個泛民人士，準備以參與未經批准集會等罪名提出檢控。這個消息一出，整個愛國陣營當然為之驚喜而雀躍，正義或會遲到，但永不缺席。這當然是一個好消息，畢竟香港苦黎久矣。不過，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畢竟現在的拘捕行動，僅僅是一個開始，距離真的繩之於法和以儆效尤還遠著呢。未來此案的發展，至少有三種可能性：一是罪成而刑重，二是罪成而刑輕，三是罪名不成立，無罪釋放。

準確來說，警方和檢控不是只起訴參與未經批准集會這一個罪名，對黎氏還檢控一宗2017年進行的刑事恐嚇罪。先說第一種可能性，罪成而刑重，這個機會不高，尤其是量刑重的機會不高，這可以從過去同類罪行所判的罪行得出預判，例如2014年的Yip Po Lam案，其中一條罪成判刑的罪名，便是參與未經批准集會，結果是判監禁四個星期，但緩刑十二個月！本文的重點在於可能產生的社會政治衝擊，而非入罪量刑的法理分析。有意見認為，如果罪成重判，會導致勇武派黑衣人空群而出，掀起一股報復性的暴力行動，同時也給予所謂的和理非派又一個理由發動大規模遊行示威。

筆者完全不能認同這種分析，對於黎和他的政治盟友們是否真的對勇武派黑衣人有金錢上的支援、行動上的支配能力，這個有待執法部門和良心媒體進一步查明。但是，勇武行動、黑衣暴力的行止進退，自有其自身的邏輯，不完全受控於某個個人之支配，更不會像江湖武俠恩怨情仇那樣，單純為了報復而採取暴力行動。無論是極端暴力違法行動，還是所謂的和平示威行動，都有著非常明確的政治目標，甚至有著從體制內奪權和在體制外奪權的明確分工，怎麼可能為了某個所謂的政治名人而行動。之前的佔中倡議者、組織者，被成功入罪入獄的也有，但不僅從來沒有一場暴力或者示威活動為他們「報復」，而且他們被反對派新生代和網絡「戰士」迅速遺棄。這些反對派不同世代的領袖、軍師之尷尬在於，後起者學習他們、模仿他們，不等於崇拜他們、服從他們。即使重判之後(儘管機會不高)真的出現大規模暴力行動，其實這種暴力行動肯定另有邏輯，無關重判。相反，如果真的會重判的話，反而可能對部分暴力產生一定的阻嚇作用，儘管機會真的不高。

真正需要擔心的，反而是第二和第三種情況：罪成但輕判，甚至無罪釋放。這兩種從法律上當然性質完全不同，但在政治後果和衝擊方面，卻並無根本區別。首先，這給予反對陣營以極大的鼓勵，從去年六月反逃犯條例事件爆發以來，幾乎沒有一個涉嫌違法者被定罪或量以具阻嚇力的刑罰，在香港犯法變成沒有成本、沒有風險的事，難怪至今暴力極端行動仍然存在，並沒有因為疫情而有所收斂。不僅暴力極端行為，同時也包括那些打著「和理非」招牌，實際上也在打法律擦邊球的所謂集會示威活動。一來屢次未獲警方批准而照樣組織行動，二來那些暴力極端行動又往往尾隨集會其後，文攻武嚇，相互配合之舉，皆可目睹。

因此，不是擔心罪成重判而招致黑暴大規模打砸報復，這個機會並不比罪不成和罪成輕判要高，更要擔心的是大搖大擺出來之後，給予整個反對陣營更大的實質鼓勵——原來又是高高提出，輕輕放下！那麼不經警方批准的非法集會，將會更為頻繁地爆發，而習慣尾隨其後的黑暴同樣也會更多出動，一直折騰到九月選舉，為香港的立法會選舉增添從未有過違法社運甚至暴力色彩。

沒有什麼取巧的應對方法，針對任何違法行爲，不管他是媒體大老，還是在任政客，還是要加快檢控，並充分研究和盡快落實24小時法庭審理運作，以及視像審理等工作，提高司法效率，才是平抑違法行動的不二法門。最後一句，去年區議會選舉中，仍有一百多萬選民是投票給建制候選人的，可以理解的是，他們都是求穩定、重法治的市民，如果在打擊違法行為上仍然無作為、慢作為，民意如水，只會令他們再次失望！

2020年3月5日 (橙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