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聯會副會長、將軍澳香島中學副校長
「香港研究的課題，應該包括政治修辭和政治傳播。」這是上周我在全國港澳研究會會議上提出的第一個觀點。政治修辭，這個詞看起來似乎有點學究味、頭巾氣，但卻是一個古老的政治概念。柏拉圖稱之為「高貴的謊言」，亞里士多德卻稱之為「說服的藝術」。姑勿論如何， 「政治修辭」在這對西方政治學祖師爺的眼中，有着極為重要的地位。
這與香港研究有何關係？這與政治化妝師（spin doctor）所謂的「語言偽術」又有何不同？別急，先聽我講一個故事……
將理論轉化可操作措施
二戰之後，受戰勝國蘇聯所影響和支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風起雲湧，蔚成顯學，西歐各國和亞非拉殖民地的社會運動和反殖革命皆深受感召。作為老牌自由民主主義的英國，儘管由工黨執政，但對這種蘇聯式的赤色風潮也深感憂慮。1947年，英國外交部一名政務次官向外相貝文呈交了一份機密報告（ErnestBevin,"Top Secret Cabinet Paper on FuturePublicity Policy", 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IRD/FO1110/PRO），提出在外交部編制下成立一個名為「資訊研究部」（InformationResearch Department）的機構，專門研究反擊蘇聯式共產主義宣傳的戰略和措施。當時就明確提出一條政治理念競爭的總指導原則：「我們不能僅僅指望在物質上藐視蘇俄就能擊敗它，我們必須謹記基督教感情和民主精神在歐洲的影響，我們必須求助於這些，才能建立起強大的精神力量，以支撐我們戰鬥下去。」五十年代英國外交部顧問MamaineKoestler進而提出更具針對性的原則：以「非共產主義左翼人士」（Non-CommunistLeftists）的觀點，來對抗蘇聯共產主義左翼的觀點！
你蘇聯是左翼，我英國也是左翼；但你倡導暴力革命和共產改造，我主張和平民主和福利國家；你宣傳蘇聯如何美好，我揭露蘇聯如何黑暗……英國不愧是一個哲學文化深厚的國家，在這場東西方理念之爭當中，不只能針鋒相對，而且能把思想理念透過外交部的官僚機器轉化成可操作的政策措施，例如：定期編撰揭示蘇聯黑暗面和釐清西方民主自由價值概念的指導性文章，既有客觀的事件現象描述，更有用詞恰如其分的評論，然後發放到全球使領館、BBC、傳媒、意見領袖、傳媒名人等，從而引導着本國乃至世界輿論對蘇聯式共運和西方民主左翼的看法。IRD甚至直接資助一些非常知名的學者、作家出版有利於己方理念的作品，著名哲學家羅素（B Russell）和作家奧維爾（GOrwell）都與之合作過。
IRD於1977年正式結束，但有關檔案卻到1998年才解密，英國官方甚至一直不承認有這個部門的存在。這種過度的保密性固然後來引起知識界和傳媒的猛烈抨擊，但是，英國人這種從理論上發掘對方弱點、建構己方優勢，繼而將理論轉化為可操作措施的做法，卻非常值得學習和參考。
推港人易接受公共政策
常常提到要有理論自信，要有我方的話語權。其實這些加起來，就是首段所提的政治修辭和政治傳播。一項即將推行的公共政策，如何能用香港人易於理解接受、易於有所感召的措辭來闡述其政策理念呢？朱光潛說得好：語言就是思想。嚴肅的政治修辭過程，本身就是理論建構的過程。沒有易於說服大眾的語言，就自然談不上有任何話語權。不要一味地責怪主流傳媒偏袒反對派，問題是即使給予你足夠的表達空間，本身又是否真的具備足夠的理論底蘊和修辭技巧來說服市民大眾呢？有多少次一個立意良好的公共政策，被民粹化的公民社會用浮詞滑語所歪曲，以致最後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政治，雖然包含強制性（coercion），但更多的卻是靠說服（persuasion）。政治化妝師的語言包裝，能蒙人於一時，卻難騙人於永久。筆者不是呼籲如IRD那般進行隱蔽政宣行動，而是應該學習他們那種理論結合實踐的精神，光明正大地進行理論建構和傳播，憑什麼「普世價值」就一定不能與「一國兩制」精神相容？憑什麼只有反對派壟斷「核心價值」的詮釋？激烈的社運就真的如反對派美化成「公民抗命」？諸如此類，這
些都要深入的研究和持續的實戰。
(2013年12月16日 大公報 A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