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專業月刊

  研究資助審批需要制度革新 (鄧飛)

立法會議員、教聯會副主席鄧飛

 

近日,《大公報》連續報道了大學資助委員會轄下的研究資助局(簡稱「研資局」)曾經資助過的本地學者研究中,有宣揚「港獨」思想的重大嫌疑,而這個受資助的本地學者,也獲得外國的資助,從事各種涉嫌為「港獨」製造政治論述和宣傳教育之類的政治活動。報道一出,社會為之嘩然。

 

這個當然令人震驚,大學學者和研究人員為「港獨」意識形態作「學術包裝」和政治宣傳,為錯誤和違法的觀點披上一層欺騙社會大眾的「學術糖衣」,令市民尤其年輕人容易受迷惑,這個固然不可接受。有關學者更堂而皇之地申請政府撥款,用公帑來進行相關的「研究」工作,而且還申請成功了好幾年好幾回了,那就更加令人震驚了。

 

豈容公帑資助「港獨」研究

 

如此作為,簡直就是用特區政府和納稅人的錢,來資助反特區政府和違背納稅人根本利益的行為,「拿你的錢、吃你的飯,但砸你的鍋」,不僅極具諷刺意味,而且變相用政府資助來「合理化」、「合法化」這些所謂的「研究」政治行為。退一萬步講,如果有朝一日,特區國安部門要對這些「研究」政治行為採取執法行動,這些曾經得到研資局資助經年的學者,極有可能把成功獲得研資局資助作為自我辯護的理由,這就增加了執法和檢控的難度,這種獲得資助的「港獨學術包裝」,就不僅僅是包裝,更是以得到政府資助來作法律免責上的加持!

 

還是那句老話:法施於已然之後,禮禁於未然之前。要等到出事之後,由國安部門來執法,這不是維持國家安全、反對「港獨」蔓延的最有效辦法。防患未然,才是最為有效。

 

這裏所說的「禮禁於未然之前」,廣義上也包括要完善研究資助審批機制。根據香港國安法第六條的規定: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共同義務。換言之,雖然研資局並不是立法機構和執法機關,但仍然有義務在自己工作職責設定和制度設計上,盡最大責任去確保國家安全得到維護。

 

另外,根據香港國安法第九條的規定:對學校、社會團體、媒體、網絡等涉及國家安全的事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應當採取必要措施,加強宣傳、指導、監督和管理。

 

表面上看,研資局和大學學者似乎不在第九條所列明的四類機構之中,但該法條並沒有限於這四類機構,而是指「涉及國家安全的事宜」,特區政府都有責任來加以監督和管理。研資局審批的部分學者研究項目,事實上已經涉及國家安全事宜了,特區政府應該有所作為,對推動研資局的制度完善以堵塞國安漏洞負有不可推卸的法定責任。

 

具體而言,首先從研資局人事方面,尤其是具體負責各個研究項目申請的審批小組(Panel)的人事安排上,目前採取的同儕評審(Peer Review)程序:由總共超過一萬二千名的來自國際的外部評審員所組成的網絡,對申請的研究項目進行學術質素的評審,然後由研資局屬下的各個學科專業領域委員會或者小組作最後決定,這裏的重點在於「國際」外部評審員。據說是為了避免有利益衝突之嫌,所以不委任本地專家學者擔任外部評審員,甚至連作最後決定的委員會或小組的主席,也不是由本地專家擔任!

 

由特區政府委任的研資局主席是本地專家,但也不能擔任上述評審工作!這避免利益衝突之嫌,已經避到了「徹底去本地化」、徹底「由『國際化』主導本地研究方向」的程度了!

 

審批小組的組成人員雖然不是公職人員,但畢竟手握撥款大權,每個研究項目動輒十萬百萬元,不可謂權力不重。第一,在委任這些人員之時,至少應該加入類似資格審查的機制,或者公務員品格審查的機制。雖然要對來自國際的專家採取這種審查,有相當的難度,畢竟不是本地人。但有難度不等於完全做不了,正如近日特區入境處拒絕了一個獲得港大聘用的外籍人士的簽證,證明要了解外籍人士的背景資料,也不是完全做不到的。

 

第二,是不是應該逐漸增加本地和內地專家學者的參與程度,讓他們成為外部評審員和評審委員會或小組的主席?不能為了利益避嫌,就全盤排除本地專家學者參與到資助本地學術發展的決策過程吧,不要動輒用「國際慣例」來作為制度設計的理由,總不見得歐美國家類似的研究資助審批機制都是全然排除本國人員、全盤委任外國專家主導一切吧。借用錢學森教授的名言:科學沒有國界,但科學家有祖國的。同樣道理,包括人文學科、社會科學在內的所有學術研究是沒有國界的,但學者專家是有祖國的。

 

設評審機制有效把關

 

再次是從評審標準上說,根據研資局網頁介紹,目前對申請研究資助項目的評審,都是嚴格按照在相關學術領域的國際水準來予以評審。這一點無可厚非,也應該堅持,但是不是應該加上一個標準,亦即是否合法的考慮?不要把這誤稱為「政治干預學術」,這是保護國家安全和遵守法律的基本標準和需要。無可否認一點,隨着國際環境變化之波譎雲詭,特區事實上面臨非常嚴峻的國家安全威脅,不可不防,尤其各種以學術文化包裝推動的「顏色革命」,故此加上這樣的評審標準是完全合理合法和合乎實際需要的。

 

從具體的制度設計上,可以仿照流行的學術倫理評審做法,現在進行學術研究之前,都會經過「學術倫理委員會」之類的機制,來對所研究的主題進行是否合乎社會倫理標準的檢驗,防止出現有違人性和社會普遍道德觀念的研究。同樣道理,可以在評審委員會或者小組內,設計與基本法、國安法相關的評審機制和法律與安全專家,這才是禮禁於未然之前的制度化操作。

 

最後,對於申請研究資助的學者專家,是不是也應該加上一條要求,就是要申報曾經獲得過什麼外國政府或者機構的資助及其詳情?正如《大公報》所揭露的那樣,該獲得研資局資助而涉嫌從事「港獨」論述和宣傳的學者,曾經獲得美國機構的資助,在現時香港的學術資助評審機制下,似乎毋須申報這些海外資助的背景資料。為什麼不學習美國的「先進經驗」,但凡申請美國官方或者官方背景的重大或敏感的研究項目,必須如實申報是否曾經獲得其他國家的資助?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筆者並非大學研究人員,但求為完善本地研究資助評審機制,促進本地學者專家掌握研究發展主導權,以及堵塞國家安全漏洞,拋磚引玉,聊博方家一哂而已。

 

2022年2月10日 (大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