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聯報

  教育議題的財政底蘊(鄧飛)

幾輪特首選舉辯論下來,從林太第一個提出要為教育增加經常性撥款五十億,到老曾和胡官相繼強調自己政綱中對教育投資的按GDP比例算法,似乎解決教育問題就是一個字:錢!其實,教育開支一直是回歸以來佔所有政府開支之中最大的份額(佔兩成)。「錢不是萬能,但沒錢就萬萬不能」的民間智慧,最能說明香港教育所面臨的處境。但是,這筆教育問題的金錢帳,幾位候選人都沒有算出要害之處,或者說有意無意間迴避了要害之處!未來香港教育再怎麼重整,一個最根本的要害問題是絕對繞不過去的,這就是在以政府財政為教育開支基礎下的師生供求失衡。
 
師生供求失衡
 
首先是教師人數與學生人數之間的失衡。根據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的統計數據,一二年剛實施新高中文憑考試時,總共有七萬一千考生左右。換句話說,當時每一屆從小學到中學的學生人數,大約是這個數字。再看看一六年的新高中文憑考試人數,減少到五萬七千人左右,四年下來,生源總共少了一萬多人。
 
根據教育局的數字估計,一七年九月入學的中學生人數更進一步減少到四萬七千人左右,又少了一萬。但與此同時,根據教育局的統計數字,上一學年中學教師大約有兩萬九千多,小學教師兩萬六,再加上幼稚園老師一萬三,特殊教育一千七,大學專上教育四千五。比較一下歷年數字,各個學習階段的師資人數變化只在百位數甚至十位數左右。眾所周知,除了很少數的私立學校之外,絕大部分的學校都是接受不同形式政府資助的,而政府資助的最主要用途,就是支付教師的薪金。學生人數下降而教師穩定,意味着政府教育支出面臨相當大的公共財政壓力:為甚麼教育這種公共服務的受眾(也就是學生)人數在減少,但支出卻並沒有依比例而下降,甚至各特首候選人反而承諾要進一步加大?那麼面對病牀緊張、急症室輪候時間過長的公共醫療服務的增加開支需求,又該如何解畫呢?同樣道理,面對公屋輪候長龍的公共房屋開支增加需求,也當如何呢?這些都是服務受眾人數均在增長的政策範疇啊。未來特首終究需要面對和解決這些政策開支之間的取捨。
 
新舊教師交替失衡
 
然後是新舊教師交替之間的失衡。根據各個大學教育學院公布的數字,三個大學教育學院和教育大學每年有一千五百多教育文憑(PGDE)準教師畢業生。但同時,每年大約五百多(絕對不夠六百)中小學老師退休或離開教育界。換句話說,老師總人數基數穩定在六七萬人左右,也就是等於總的教席供應之數,但是每年準老師的供應卻是欠一千個以上的教席。這就解釋了過去幾年為甚麼這麼多新任老師只能以合約制、副教師、教學助理等名目和薪水擔任教職,飽受同工不同酬的壓力。這還沒計算各大學的教育學士學位畢業生呢(旺角暴動定罪的女被告就是教育學士),把這算進去,缺口更大!這也是未來特首必須面對和解決的一個難題。
 
最後是在上述失衡之下的政治基礎。截止至一六年,教育界功能組別登記選民總共有九萬一千人以上(包括退休老師),是所有功能組別中選民人數最多和投票率高的組別。一六年十二月選委選舉更是在捆綁式投票之下,非建制派候選人囊括全部六十席高教界和教育界選委議席。政治立場的一面倒形勢,遠甚於整體選民的所謂六比四比例。在上述的師生供求失衡和政治一面倒形勢下,新任特首和教育局局長,不管弄STEM教育也好,史地教育也罷,或者繼續吹二十一世紀需要甚麼教育與人才等花哨理念,還是那句公共財政學的老話——在剝取一切意識形態外衣之後,剩下的就是財政問題。
 
 
 
(2017年3月28日 星島日報 A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