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專業月刊

  就從專業論專業 (鄧飛)

中學校長鄧飛

 

本年度的歷史科DSE試題,爭論日久,不必再提事緣,直接入正題:支持這條試題的人士堅稱這是「政治干預專業」,堅稱這是經過專業擬題審題程序的。好,本文就從專業論專業。


一、程序的專業與實體的(substantial)專業並不是一碼事。前者當然非常重要,但不等於從前者一定得出後者。何以試題一出,社會譁然,舉國譁然?以至於常人都感覺這道歷史題目有問題,而「專業的」教育人士反而覺得一點問題都沒有?難道教育專業真的與社會大眾的認知背離這麼遠?


二、利弊比較的功利分析淡化了道德判斷的嚴肅性。歷史和歷史教育,至少可以分為辨識事實和道德判斷兩個層面。辨識事實,是先了解到底發生了甚麼事;而道德判斷,則是對已了解的事情做出一個是非功過、誰對誰錯的價值判斷。而這次歷史科試題提到的在二十世紀上半段,日本對中國的利弊比較。利弊比較,屬於功利分析,本身也混合了事實辨識和價值判斷。首先,無論日本在這個時間段內,曾經對中國做出過甚麼樣的有利舉動,其主調仍然是以侵略中國為壓倒性的事實。個別日本友人和團體的確對中國革命和現代化做出了友善的支援,但一來他們不足以代表整個日本的國家行為,二來這些友善舉動也無法彌補大大小小的侵略行動和戰爭行動對中國人民帶來的巨大人命損失。友善舉動或許可以稱之為利,但涉及人命的侵略事實卻豈是一個「弊」字可以形容?這是需要作嚴肅的道德批判,而不是僅僅把它看成彷彿商業謀算那樣的功利比較。當考試命題使用「利大於弊」字眼時,既模糊了誰才是國家行為的主體,更以功利思維淡化了對侵略行為和人命傷亡所應作之道德判斷的重要性和嚴肅性,這對學生的價值教育會有甚麼樣的影響?


三、把沒有爭議的問題假扮為可爭議的問題。承接上一點,二十世紀上半段的日本對華關係,是非明瞭,毋庸置疑,這是二戰後遠東軍事法庭在國際法上確認無誤的。換句話說,所謂的利弊比較,根本就沒有可爭議的餘地。把沒有爭議餘地的定論,假扮為可以爭議的開放式題目,那麼請問到底想考生怎樣作答?不要說這一題考生很容易分辨哪一立場容易作答。既然設計為開放式考題,就是預期正反兩面皆可作答,請問在評卷參考marking scheme上,如何設定支持「利大於弊」的立場可以得到高分?可以公之於眾,讓大眾來點評?如果考生只有作答反對「利大於弊」才可得到高分,那麼這種開放式問題就等於變相設局誤導考生,考生必須「猜」哪一種立場才能得到高分。請問培養學生這種「猜題立場得分」技巧,有甚麼教育學的價值和意義?

 

2020年5月20日 (星島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