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專業月刊

  《基本法》教育的兩大難題(胡少偉)

教聯會副主席胡少偉

 

1990年4月4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根據憲法第三十一條和第六十二條(十四)規定,自1997年7月1日起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經全國人民和香港市民的共同努力,「一國兩制」的構想在通過香港基本法起正式實踐。今年是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正是加強港人對憲法和基本法理解的好時機,若能着重結合基本法在港實踐的經驗,將更好地在新時代中推動香港的「一國兩制」教育。

 

要香港青年學生理解和支持「一國兩制」,不單只要他們認識基本法條文,更需要讓他們明白「一國兩制」在港實施的經驗。有些年輕港人不知在國家未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時,香港法院是沒有終審權,回歸前香港終審權是由英國樞密院掌握。而據全國人大通過的香港基本法,香港特區在成立當天起本地法院便有終審權,香港終審法院是由中央授權組成。香港特區成立後的高度自治,既非港英政府賦予,也不是香港固有的,而是中央政府據憲法和基本法作出的授權。在「一國兩制」下,沒有中央政府的全面管治權就沒有香港的高度自治;香港享有的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不存在任何剩餘權力。有關香港特區成立的背景及基本法的法源,應是香港「一國兩制」教育必要學習的內容;與此同時,全國人大常委會在解釋基本法條文的角色及五次釋法的過程,也應包含於新時代「一國兩制」教育之內。

 

根據憲法,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國家唯一解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條文的機構;在基本法第158條訂明:「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香港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可自行解釋基本法條文,但若案件需要對關於中央政府管理事務或中央和香港特區關係的條款進行解釋,而該條款的解釋又影響到案件的判決,在對該案件作出不可上訴的終局判決前,應由終審法院提請全國人大常務會對有關條款作出解釋。

 

自國家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後,因香港社會的需要,全國人大常委會先後五次作出解釋。香港基本法由全國人大通過,內地使用的大陸法系與香港的普通法系不同;其釋法原則按成文法慣常做法作安排,決不能硬以普通法去代人大常委會作解釋。在五次釋法中,人大常委會合憲、合法和合理地就屬中央政府管轄事務或中央與特區關係的事務進行釋法,使香港社會不必因對相關條文有不同理解而爭論。終審法院於1999年末《劉港榕案》判詞指據憲法和基本法第158條第1款,人大常委會有權在案件訴訟以外頒布關於基本法個別條文的解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權不受終審法院是否提請釋法所限。

 

嚴重缺乏權威解說教材

 

香港特首可普選產生,這不是《聯合聲明》規定,而是獲全國人大通過的香港基本法賦予香港居民的權利。所以說香港民主發展是得益於英國人的說法,明顯有違事實。反之,150多年港英管治歷史中,歷任港督都是由英國政府委派的;在《聯合聲明》簽署前,全體立法局議員更是由港督委任。港人真正當家作主、高度自治是始於香港特區成立當日。

 

為促進香港的民主發展,2014年人大常委會決定香港可於2017年普選特首。可惜的是「泛民」提出連英美兩國都不能實行的所謂「真普選」,無論政府如何解釋、游說,「泛民」都不斷質疑提名委員會的必要性,最後在「泛民」的執意阻撓下,立法會最後否決了普選特首的該法案,使香港錯失了政制發展的路線圖。

 

正如清華大學法學院王振民教授曾指出:全國人大、人大常委會及人大香港特區籌委會為香港作出了33次決定;其中1985年六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了成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和批准《聯合聲明》的決定。如果沒有這兩決定,香港就不能回歸,更沒有基本法;這些根據憲法所做的人大常委決定,在香港特區具法律約束力。可見,香港的「一國兩制」教育需包括認識人大常委會擁有對特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修改的決定權,及理解人大常委會相關決定的內容。

 

當前在本港推動「一國兩制」教育的困難,一是沒有全面合憲及穩妥解說中央與特區關係的教材;其次,現時香港深受普通法精神所限,而誤讀由成文法系統通過的香港基本法。這兩大難一日不解,要做好「一國兩制」教育、加深港人認識憲法和全面理解基本法談何容易!

 

2020年3月26日 (大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