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聯報

  「樂、善、勇、敢」做到了嗎?(黃均瑜)

資深教育工作者黃均瑜
 
香港回歸,特區成立20年,要說對香港教育影響最大最深遠的事情,就非「教改」莫屬了。1997年,特區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在他的首份施政報告中提出「要求教育統籌委員會全面檢討小學學前、小學、中學以至高等教育的架構,研究每個教育階段的適當入學年齡、修業年期和課程編排、各個階段的銜接問題,以及有關高等教育四年制的問題」。這就揭開了香港教育改革的序幕。
 
當時教育統籌委員會下設立了兩個工作小組,一個負責基礎教育,一個負責高等教育,兩個小組的成員都是業內具代表性的人士。經過多次討論,兩個小組終於達成多項共識,包括:香港教育的目標是「樂於學習、善於溝通、勇於承擔、敢於創新」;將「學前教育」正名為「幼兒教育」並納入基礎教育階段,為日後資助幼兒教育打下了基礎;改善小一入學辦法;取消升中學能測驗;學生能力組別由5個改為3個;中學由「五二制」改為「三三制」;將兩個會考合併為一個中學文憑試;大學「三改四」等等。
 
這些改革,每一項都是大動作。接着下去,教統會再向業界所有持份者及社會各界廣泛徵詢意見。這種做法真正體現了「專業領航,凝聚共識」。所以本世紀初的這場教育改革,雖然其幅度及深度皆比別的地區來得更廣更深更急促,但大體上都能得到落實,沒有出現像其他地方教師大規模上街示威反對教改的情况,這除了香港教師較為專業外,「專業領航,凝聚共識」的做法功不可沒。如果政府在推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時候能沿用這個方法,相信得到的效果和後果將會很不一樣。
 
資源配置不足教師積怨氣
 
香港的教育改革除了改革本身外,還同時疊加上很多其他改變,例如:小學由半日制改為全日制、教學語言問題、校本管理的爭議等等。更甚者是同時出現學童人口下降而政府又未能妥善處理,引致「縮班殺校」,弄致教師人人自危,累積了怨氣。
 
怨氣的另一來源是政府對這些改革的資源配置不足。以小學為例,由半日制改為全日制,師生的作息時間、教與學的節奏、課外活動以及教職員工的工作量,已不可同日而語。中學方面,舊制度存在兩層淘汰機制:大部分學校初中升高中會由5班變為4班,然後中五升預科則再由4班變2班。學制改革後,全部學校中一至中六再沒淘汰,一個都不能少,人人都要考大學,家長和學生升讀大學的期望大增,但入大學的門檻卻沒有降低,學校和老師「拔尖補底」的壓力之大增,非外人所能想像。可惜的是,政府並沒有因應這生態的變化而重新規劃人力資源配置,只是沿用舊有的方程式小修小補,因此而產生了壓力和怨言。
 
資源配置沒有跟上改革的另一例子是,一方面政府要求教師全面學位化,但另一方面在中小學卻未能提供足夠的學位教師職級,到今天還是有15%中學教師及35%小學教師雖然擁有大學學士學位,卻還未能擁有學位教師的職級,造成了「同工不同酬」的現象,教師能沒怨氣嗎?
 
回望教改最為人詬病或是引入通識科
 
回望香港教育改革的全過程,最大的短板可能是課程。最為人所詬病的可能就是在新高中課程引入了通識教育這一科。這一科的設計因為不重內容只重議題,很容易就變成了「政治科」,給一些激進的老師留下了很大空間,也造就了學生自我張揚、挑戰權威的傾向。這些批評都不是無的放矢。
 
但如果從專業的角度來審視,課程還有更多更大的問題。其一是高中總的課程設置重文輕理,4科必修科中3科是語文。董建華先生在他的首份施政報告中曾提出「我們的學校課程,需要包括更多有關中國歷史文化的知識。香港是個華人社會,中國歷史文化是我們寶貴的資產。此外,由於數理科在現今社會十分重要,我們也需要檢討目前的課程,確保這些科目得到應有的重視」。20年後的今天才來強調數理及科技的學習,但如果在課時上不調整,恐怕也是枉然;而中史科的檢討更是「只聞樓梯響」。其二是課程的碎片化。原因是受到社會民粹氣氛的影響,在眾人的主催
下捨難取易,忽略了課程的系統性和科學性,令學科知識支離破碎。其三是過度強調社會化,其後果也加深了課程的碎片化。
 
幾個因素的疊加,令學生欠缺了系統的理性和邏輯訓練,容易流於表面及情緒,降低了他們受煽動的難度,幾個煽情的名詞便可以動員。近年大型的社會運動都捲入大量學生,與此不無關係。
 

(明報 2017年6月27日)